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举办了多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仅2022年和2023年就密集承办了北京冬奥会、成都世大运和杭州亚运会三场世界级赛事，而这并非孤例。从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奥运会”)——来看2，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曾多次举办奥运会，其中美国获得了5次举办权，英国获得了4次举办权，法、日、德三国也各获得了3次举办权，在已知主办权的35届奥运会历史上占比过半。通过观察历届奥运会举办国名单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国家是公认的世界大国或地区大国。而从典型案例来看，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3、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一例外都是各自国家崛起、复兴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奥运会与大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高于其与一般国家的相关性(参见表1)。表1汇总了获得3次及以上的奥运会举办权情况。

表1

表1

奥运会举办权获得情况(获得3次及以上的国家)

举办国举办时间与地点举办次数美国1904圣路易斯、1932洛杉矶、1984洛杉矶、1996亚特兰大、2028洛杉矶5英国1908伦敦、1944伦敦(二战停办)、1948伦敦、2012伦敦4法国1900巴黎、1924巴黎、2024巴黎3德国1916柏林(一战停办)、1936柏林、1972慕尼黑3日本1940东京(二战停办)、1964东京、2020东京3澳大利亚1956墨尔本、2000悉尼、2032布里斯班3

资料来源：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https：//stillmed.olympics.com，统计截至20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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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在行动时将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国4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经济考量，寄望通过奥运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盈利；还是出于政治考量，希望通过办奥产生某种国内外政治效应；抑或试图传递某种信号5，以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后，大国举办奥运会基本上是物质成本远高于收益，为何还有那么多大国违背经济理性申办奥运会？奥运会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以下四个方面逐层展开：首先回顾奥运现象研究的既有视角及各自存在的问题；其次提出本文的分析解释框架；再次以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两组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总结研究发现。本文一方面旨在将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这一“低政治”领域与“高政治”的地位政治研究相结合，以丰富地位认知的角度和理论维度；另一方面旨在从经验层面出发，尝试就大国竞相举办奥运会归纳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决策者思考是否通过办奥实现国际政治目的提供理论经验和政策启迪。

二、既有视角及其问题

作为一个复杂且重要的现代国际社会现象，奥运会长期以来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针对国家举办奥运会的原因，既有关于“奥运热”现象的理论解释可以区分为经济、国内政治和外交与国际关系三大类逻辑视角。鉴于迄今奥运会一半以上由大国承办，以及中小国家通常无力承担办奥的庞大开支，这里讨论的三个理由实际上也就是大国办奥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视角的解释

经济视角强调奥运会对举办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但实际上前22届奥运会都非商业赛事，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才真正引发对经济效益的高度关注。多项研究论证了“奥运经济”现象的存在，即国家通过举办奥运会可以带动运动、基建、投资、旅游等多领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连带效应。比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K．Rose)和马克·斯皮格尔(Mark M．Spiegel)的研究发现，一国举办奥运会和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且申办奥运的行为也能刺激贸易的增长。6马库斯·布鲁克纳(Markus Brückner)和埃维·帕帕(Evi Pappa)检验了1950—2009年期间188个国家的数据，认为申办奥运能够产生宏观经济效应，促进主办国的投资、消费和出口。7张亚雄和赵坤分析了北京奥运会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影响，指出奥运会投资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8刘淇等也强调了办奥对通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的积极影响。9

然而，近年来针对办奥成本与收益的研究表明，“奥运经济说”的解释力正在逐渐下降。安德鲁·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提出，与数百亿美元的巨额办奥成本相比，短期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收益完全无法弥补支出的缺口，所谓“奥运遗产”等的长期回报也是难以追溯的。10对于奥运会存在间接经济效益的说法，一些学者也予以了驳斥。奥尔加·波诺马连科(Olga Ponomarenko)和亚历山大·普列汉诺夫(Alexander Plekhanov)认为，奥运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暂时的，且这些工作岗位大多流向的是已经就业的工人，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所创造的4.8万个工作岗位中仅有约10%是由此前失业的人群所填补的。11奥运会对于主办国旅游业的影响也存在争议，罗伯特·巴德(Robert A．Baade)和维克多·马西森(Victor A．Matheson)观察到，盐湖城、伦敦等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游客人数在赛后相较申办前反而出现了下降。12斯蒂芬·比林斯(Stephen B．Billings)和斯科特·霍拉迪(J.Scott Holladay)则对比了主办城市与申请但未入围城市在奥运会举办前后的经济指标，发现举办奥运会并没有对一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开放度产生长期影响。13

回顾既有研究，尽管学界对奥运会经济效应的真实有效性，以及其是否能为一国举办奥运会提供动力存在争议，但无论是早期出现的“蒙特利尔效应”(Montreal Effect)14，还是较新研究得到的系列数据，几乎都难以支持“经济因素推动国家举办奥运会”的说法。而除了纯粹经济层面的开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来，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安保支出的攀升，也成为办奥的一项重大成本开支项目。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FR)提供的最近几次奥运会的经济数据，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造了36亿美元的收入，但相关成本却超过了400亿美元；2012年伦敦奥运会创造了52亿美元的收入，成本却约为180亿美元；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收入和成本在200亿美元左右基本持平，但里约市在承担130亿美元开支后，赛后仍不得不申请9亿美元联邦救助以支付警务开支且依然无力支付所有公职人员工资；2020年东京奥运会受疫情影响，成本超支约200%，仅推迟一年带来的损失就在28亿美元左右，成本与收益更是严重失衡。15总体来看，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门票、转播、赞助及纪念品等收入难以覆盖场馆建设、设施维护、产品设计、市场宣传、环境治理、安保等巨大成本开支，其长期效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二)国内政治视角的解释

不同于经济视角的观察和解释，第二种解释路径关注国内政治变量对大国申办奥运会的推动作用，这些变量主要包括提振国内社会凝聚力、执政党与选举的考量以及领导人个人的偏好三方面。冷浩杰(Leng Ho Keat)和郭子寅(Tzu-Yin Kuo)等人的研究发现，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可以帮助提升举办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16克洛斯·史蒂芬斯(Closs Stephens)认为，奥运会可以创造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氛围。17戈登·怀特(Gordon Waitt)讨论了奥运会对举办国创造具有积极情感公共空间的影响。18除社会动员和凝聚力外，选举是执政党在国内政治层面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富阿特·博亚乔格鲁(Fuat Boyacıoğlu)和艾哈迈德·古尔塞尔·奥乌兹(Ahmet Gürsel Oğuz)提出，体育赛事会与国内政治发生互动，甚至能对总统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19安德鲁·希利(Andrew Healy)、尼尔·马尔霍特拉(Neil Malhotra)和塞西莉亚·莫(Cecilia Mo)甚至发现，看似与政府绩效无关的体育赛事，如果能在总统、州长或参议院选举日前决出大学橄榄球比赛结果，会影响选民对现任政治家的评价，使其调整在投票时的选择。20

此外，国内政治视角还关注了领导人个人偏好的影响。托马斯·科内克(Thomas Könecke)等人认为支持申奥可以使政治家赢得球迷和体育组织成员的支持，并在体育界之外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个人网络，提高其媒体知名度。21因此，政治家的个人偏好将促使其所在国申奥。例如，中国领导人对足球、滑冰、游泳等体育运动的喜爱推动了其以体育为桥梁，促进各国和平、团结与包容思想的形成，进而指导中国克服新冠疫情等挑战，向世界呈现了北京冬奥会、成都世大运、杭州亚运会等多场精彩的体育赛会。22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个人对高尔夫、橄榄球、足球等运动的偏好，及其在青年时期经历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战后日本复兴同频共振的个人经历，促使其在2013年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不到两周内就主导日本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申请，并在疫情的压力下仍坚持东京奥运会的举办。23

与第一种视角相比，第二种视角将更多的隐性政治变量纳入了成本收益分析的计算，有助于理解和回答“为什么申办奥运会对政治家是有吸引力的”问题。但该视角的不足在于因果机制不清晰、不完整，也并未考虑风险的不确定性。仅从国内政治视角来看，国家队的高聚光度表现能否提高选举支持率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是不确定的，因为政治家无法事先确保体育赛事的结果，因此其是否愿意在事前投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来申办奥运会仍有待考证；而对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凝聚力而言，仅仅是比赛的胜利本身就足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为何又非要多投入那么多的额外经济成本、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来申办奥运会呢？至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政治家在决定是否申办奥运会时还必须考虑到经济成本带来的可能政治风险。例如，在由于导致巨额负债而成为失败典型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案例中，该市市长让·德拉波(Jean Drapeau)就在往后的政治生涯中长期遭受相关负面影响，政治声誉反而受累。24除此以外，政治家的个人偏好即使起作用，申奥作为一种国家决策必然也还存在着其他国家层面的理由，要不然就意味着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罔顾国家利益花费巨大经济成本在追求个人目标，那为何还有那么多其他不存在政治家明显个人偏好的国家也在申办奥运会？因此，国内政治视角在解释大国热衷申办奥运会的行为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有许多因果链上的纰漏无法自圆其说。

(三)外交与国际关系视角的解释

国际政治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软实力和体育外交两个维度切入的。阎学通观察到了奥运奖牌名次与国家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从国际政治视角讨论了奥运会下综合实力、国家利益、崛起困境等问题。25米哈乌·科别列茨基(Michał M．Kobierecki)提出，体育可以被国家或地缘政治集团出于政治原因所利用，一国政府会希望通过体育赛事展示其地位优势或其他政治特征。26布拉特·艾哈迈特卡里莫夫(Bulat G．Akhmetkarimov)和丽塔·阿米诺娃(Rita R. Aminova)也发现，现代国际关系中更多国家正在将体育作为重要的软实力工具加以运用，国家举办体育赛事的数量与规模与其外交政策紧密相关。27就奥运会的国际政治作用而言，托比·莱德(Toby C．Rider)和马修·卢埃林(Matthew P．Llewellyn)将奥运会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办奥是国家有效利用软实力塑造他国偏好的手段，同时也为国家投射正面形象创造了机会。28李德芳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认为奥运会等体育赛事能促进体育外交的开展，提升主办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29夏莉萍则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分析了举办重大体育赛事对国家形象展示和建构的意义。30徐国琦和庞中英聚焦中国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追求契合了它通往国际化并塑造新形象的目标。31

相较前两种视角，外交和国际关系视角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将奥运会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结合了起来，具有较强的解释弹性：既克服了经济视角解释力的不足，关注了举办奥运会背后的非经济效益；又避免了国内政治视角解释逻辑和全面性的不足。但不得不承认，目前该视角下的既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并不充分。首先，无论是强调软实力还是体育外交，现有的研究都没能说明奥运会如何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具体的因果机制呈现上出现了缺位。尽管有学者对体育—国际地位政治互动作出了尝试性的讨论，但由于缺少一个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其论述局限于对体育和国际地位政治的关系进行较为简单的说明。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研究普遍缺乏历史比较和科学研究方法，大多只是就单案例，如北京奥运会32、汉城奥运会进行简单分析。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单案例的研究难以对规律进行理论维度的抽象，其解释也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四)小结

尽管上述三种逻辑的解释并不一定是互斥的，更多的可能是同时存在且共同作用，但以上的讨论至少表明，出于提升国际地位的考虑是大国申办奥运会诸原因中必不可少的主要一个。

现有关于办奥与国际地位的文献，除了上文提及的不足，还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默认举办奥运会有助于提升国际地位。然而，事实中却可能存在着许多并不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举办奥运会并没能提升他者有关一国国际地位的看法，或者奥运会后一国的国际地位认可度甚至反而下降了。实际上，只有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等为数不多的案例被广泛视为提升了举办国国际地位。澳大利亚迄今获得过3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成功举办了1956年和2000年的两届奥运会，但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地位的观感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至多还是“中等强国”的判断。即便讨论大国，在最近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本未能取得如1964年奥运会般的轰动效果，借以让人感受到其强大或是国际地位提升。至于说地位认可不升反降的，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遭遇了空前的67国抵制，还有16国虽然参加却拒绝在入场式中举本国国旗，许多国家在颁奖仪式上拒用本国国旗国歌，以至于主办方在闭幕式上设计吉祥物“米沙”落泪的环节表达了失望。

由此可见，办奥与国际地位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单向度关系。本文接下来将通过对国际地位两重性的分析并借助信号理论，分析指出奥运会作用于国际地位观感认知的具体方式和机制，揭示成败分殊的原因所在，从而进一步澄清办奥之于国际地位的真正价值。

三、办奥与大国的国际地位：从逻辑推演到研究假设

国际关系中有关地位的研究是伴随着“等级制”视角的引入而兴起的，属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关注地位、形象、声誉、威望等社会心理需求对国家决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一般而言，国际地位(International Status)是指国际共同体内的成员关于特定国家在重要属性上如何排位的共同看法。33为获得预期的国际地位，不同国家需采取特定的地位追求手段。相比军事行动等高地位信号，举办奥运会的风险相对较低，但也需要动用、展示大量的国家资源，具有一定的门槛和可信度，因此具有信号的价值，成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所偏好的地位追求路径。本节将从地位的两面性入手，分析奥运会所承载的社会化的国际规范是如何形成的，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国际地位的两重性

从国际地位的属性来看，地位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尽管一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实力，形成自我地位认知，但无法单方面获得对应的国际地位，还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34相应地，大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即大国的成长也是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统一。大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物质实力基础，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以合秩序性成长的方式宣告其崛起是周边邻国与国际社会的福祉与希望，能够带来安全、文明与和平。35简言之，任何大国地位的获取都应该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只重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会导致大国崛起的失败。当然，理论上，大国可以只提升自身物质性实力而无视其融入并被主流国际社会所接纳认可的社会性面向，比如纯粹的军事征伐和扩张，单纯追求经济和军备力量。但从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这样的崛起几乎无一例外引发大战或是孤立，没有成功的先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需要他国“合法性”认可的国际地位概念可以区别于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讲的主要可以由单方面军事胜利所获得的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36

在国际地位的两方面要素中，大国往往过度注重领土、资源、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性因素，视其为权力的根基，而对制度、文化、秩序等社会性因素缺乏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大国地位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互动的产物，没有获得国际承认的国家是不能被称为大国的。37英国学派所说的这种承认更多属于建构主义者如温特所解释的“厚的承认(Thick Recognition)”概念，即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归属感和对自身特性的维护。38国际政治具有社会性，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存在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其实质是各国都承认的基本的国际政治文化。39在大国寻求归属感的过程中，倾向于表现出对现有国际政治文化的强烈认同，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一旦大国实施与主流国际规范不相符的行为，就会出现国际政治的逆社会化现象，遭到大部分国家的排斥甚至攻击，其对外交往的成本将大幅攀升。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客机、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些行为尽管都显示了自身的物质实力，但它所表明的两国对于主流国际规范的挑衅都在很长时期内导致了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被动和孤立，伤害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期望获得国际承认，获取国际地位的大国的理性选择是积极参与、拥抱而非背离主流国际规范。当然，有关主流国际规范的定义一定是政治性的，主要体现了建立原体系的主导国的意愿。40大国往往并不愿意在规范上完全自我缴械，那么，抵制一些政治性过于强烈的具有利益分配内涵的核心规范，承认另一些相对温和有交集的普适性规范就是一个理性的折衷。源于西方文明源头古希腊文明的奥运会所承载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规范。

(二)奥运会承载国际规范的演化与成型

奥运会首先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奥运建筑群、配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盛大且独具特色的开闭幕式等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举办国的财力、科技和组织动员能力。但相对而言，大国的物质实力是显而易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火力指数(GFP)、综合国力排名等诸多指标都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不一定非得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方式来展现。大国举办奥运会主要图谋的正是大国地位的社会性一面，而奥运会及其承载的规范层面的意涵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社会性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奥运会的社会化，以及其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主流国际规范并不是通过某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立刻和一次性地建立的，相反，它经历了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化。建构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将国际规范定义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41规范的“共同性”表明其通常需要完成从产生到被普遍接受的转化。根据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国际规范的演变通常需要经历形成(Emergence)、扩散(Cascade)与内化(Internalization)三个阶段。42奥运会的社会化进程基本也遵循了这一路径(参见表2)。

表2

表2

奥运会作为和平合作规范承载者的演进过程

第一阶段(形成)第二阶段(扩散)第三阶段(内化)主要行动者以顾拜旦为代表的规范倡导者国际奥委会IOC、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规范领导者各国国家奥委会NOC、《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动机对和平的理想主义追求获得国际合法性自然遵从机制说服、推广制度化、社会化习惯迭代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战前)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一战至二战期间)20世纪中叶后(二战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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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奥林匹克休战(Olympic Truce)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古希腊城邦国家间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国伊利斯(Elis)向各城邦传达消息，要求他们遵守“神圣休战协定”，在赛会期间保障观众、运动员、法官等即使在敌人领土也能安全自由的通行。43在此后的相当长历史进程中，古希腊的神圣休战精神逐渐被各国淡忘，直到1894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经过多年努力创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国际奥委会”)，并于同年制定通过了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推动国际社会和平与合作，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44顾拜旦认为，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各国的相互误解，除非将不同种族对立的偏见消除，否则就不会有和平，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所有国家的青年定期聚集在一起，进行友好的力量和灵活性比试。45这也成为了设计奥运会的最初设想。随着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复兴，以奥运会制止战争、带动国际和平合作氛围的规范开始出现。这一时间与和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恰好相吻合——1892年国际和平机构建立；1899年“最具影响力的妇女组织”国际妇女委员会将“和平”纳入国际主义中；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并确立了以国际仲裁法庭和限制战争原则解决冲突的国际规范。46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和平协会的成立以及和平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上升势头，都为奥运和平合作规范的形成提供了规范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和驱动力。1894年首届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共同表达了对顾拜旦提议的支持，78名名誉代表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与国际和平运动有直接的联系。47因此，在第一阶段，以顾拜旦为代表的规范倡导者通过挖掘古希腊文明中与和平休战相联系的奥运会文化符号并采用与主流规范议题相挂钩的策略，借助国际大环境中对和平主义的理想追求，尝试推广并说服各国——尤其是欧洲大国——接受奥林匹克主义。在和平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奥运会下的和平合作规范开始生成。

在完整的规范生命周期内，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需要经过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达到该阈值后规范才能进行扩散。48一战前后，在顾拜旦的亲自推动下，奥运会代表着体育与和平合作的国际规范的理念跨越了这个临界点，这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的。1908年顾拜旦起草了第一份具有宪章性质的文件《国际奥委会名录》，其中对国际奥委会的任务、组织管理等作出了明确阐述49，这为此后国际奥委会执行友谊、公正、团结、和平的奥林匹克基本原则以及奥运规章的形成提供了依据。此外，1913年顾拜旦设计了奥运五环会徽、会旗，借以表达促进各大洲互相联结、友好互助的和平理念。50奥运和平合作规范的制度化使其内涵变得清晰，极大提升了规范扩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关键国家，即在该时期对国际秩序起主导作用的大国，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在内的欧美国家依次举办奥运会，承担起了规范领受者的角色，率先接受奥运会这一新兴和平合作规范，以榜样示范的力量带动其演变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奥运和平合作规范扩散的过程中，顾拜旦所创立的国际奥委会以及国家，而非最初阶段的个人，变成了主要的行动者。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符合国际社会的规范是国家行为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一旦该国在国际互动中被视为不遵守规范的“不文明国家”，便很有可能导致声誉的损失，而国际组织是建立这一规范并确保国家遵守相应国际规范的关键角色。51国际奥委会作为这一社会化进程的代理人，通过强化奥运会举办和参与的规则，促使更多国家进入其所设定的奥运和平合作规范体系，并逐渐引导规范破坏者转变成为规范遵守者，为奥运规范的扩散和普及提供了强大动力。例如，在挑选1916年第六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时，顾拜旦力主国际奥委会在柏林、布达佩斯和亚历山大三个城市中选择柏林作为奥运会举办地，以期通过转移德国好斗的注意力以消弭世界大战。虽然此次尝试失败了，但国际奥委会对奥运“团结、友好、和平”的呼吁在战后逐渐被各国所接受，更多国家开始更快地融入奥运会及其所代表的和平合作的规范体系内。一战后，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奥运五环旗帜，在开幕式上放飞和平鸽，象征着各国在历经大战之后为了和平目标，借助奥运重新团结在了一起。5219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国家增加至45个，参赛运动员也达到创纪录的3089人次，标志着在奥林匹克复兴30周年之际，这项通过体育促进团结、友谊和和平的全球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度。53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和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延续了奥运五环标志和放飞和平鸽等奥运传统，体现出了奥运会承载的和平合作规范的广泛传播。

二战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各国更加认识到世界和平、团结合作以及共同制止战争的重要性。在两极对抗氛围日渐紧张的背景下，当苏联在1951年重建国家奥委会并回归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奥运会成为冷战环境下为数不多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和平合作规范，进一步受到了跨越政治阵营的认可。1950年，国际奥委会编辑出版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手册，对奥运会的机制和举办条件作了详细说明54；1978年，国际奥委会汇编了过去的规章制度，正式使用“奥林匹克宪章”的名称，其中明确奥运会的目标是“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并规定“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有责任保障奥运会的安全”55；1992年，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共同提出休战倡议，要求波黑交战双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停火56；1993年以来，联合国大会连续十三次协商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呼吁会员国以体育促进和平、对话与和解，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至闭幕后一周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57。在此期间，来自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多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参赛国数量也不断提升，显示出奥运规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所遵从的基本准则，对每个主办国和参与国而言都是一种隐形的约束，任何破坏此规范的国家都会承担相应的国际政治后果。至此，奥运会代表的和平合作规范作为一种迭代的习惯，被各国所内化，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要求。58

(三)研究假设

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的稀缺性，导致国家对他国意图和行动的不信任。59因此，大国需要不断地释放有效的信号，降低自身意图的不确定性和他国对自身的不信任感。信号并不改变行为体的能力，因此不能直接影响各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发信号主要是为了影响信号接受者对发出者的印象。60要提高信号的可信度，要么遵循理性主义的成本信号逻辑，使信号代价高昂而非廉价清谈；要么遵循诚意信号逻辑，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让人感受到真诚可信。就举办现代奥运会而言，一方面，举办奥运会的经济成本较高，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能承受得起的61，属于“昂贵信号”的一种，具有一定的承诺可信性，表明大国愿意有代价地遵守规范。尽管这种代价较战争更为低廉，但毕竟还是对有限资源的挤占。另一方面，从申办奥运会到举办完成是一个长达数年的复杂流程，从上到下多个层次的政府官员需要与外界较为频繁地打交道，还要开放国内主办城市接受外国运动员、记者、游客的多方检视。作为一种经历长期演变且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和平合作规范的承载物，申奥可以显示举办国主动积极拥抱和平规范的倾向并愿意在一段时期内不断接受检验的诚意。

但实际上，对于不同身份的大国，举办奥运会的效果还是会有较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国家身份既可以是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也可以是个体身份或团体身份(personal or corporate identity)，以及类属身份(type identity)。在本文中，国家身份主要指国家的角色身份，即“在国际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行为体互动，才能具有的身份”。62基于角色身份，本文将大国区分为“既有大国”(established powers)和“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s)两类。两者都是一定时期内在国际体系等级中占据较高地位，能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前者物质实力相对稳定或下降，但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接纳；后者物质实力处于快速上升期，但仍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接纳。63

文献回顾部分已经指出，现有研究一般认为，举办奥运会有助于提升主办国的国际地位。本文并不接受这一简单线性逻辑，而是通过对国际地位两重性和奥运会作为一种融入主流社会的和平合作意图信号的综合，提出了更复杂的逻辑关联性(参见图1)。这一逻辑的基本假定是，大国举办奥运会的主要目标是期望解决自身的国际地位问题，但举办奥运会主要解决的是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一面，而非地位的物质性一面。在此假定的基础上，可以分解出如下两个需要求诸大国办奥历史来检验的假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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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国举办奥运会获取地位的路径演示

假设一：举办奥运会对于缺乏国际地位认同的新兴大国往往是有效的，其可以通过该行为释放具有一定昂贵性的信号，显示自身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意愿，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

假设二：对于希望借奥运会显示地位，证明地位物质性面向的既有大国而言，举办奥运会所能达到的效果则极为有限。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出问题的是地位的物质性一面而非社会性一面，举办奥运会尽管具有相当的财力门槛，但对于渴望借此证明自身实力并未衰落的既有大国而言，相较于过往通常由战争确立的大国地位等级，办奥的信号成本强度仍然还不够昂贵。

这里还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估大国办奥的地位诉求是否实现，这也事关下一部分案例检验的标准问题。研究者通常会较真地要求提出一系列的分解指标来计算奥运会是否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于主办国大国地位的认可。然而，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观察和谈论事物除了微观探视和叙述、实证审视和分析两种方式外，还存在着一种可以被称为“印象主义路径”的直觉方法，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甚至学者只是在凭借经验性的判断来认识事物，就像华尔兹讲的大多数时候判定哪些国家属于大国仅仅是一个常识就可解决的经验性问题。64正如“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引发的苏联超越美国的一时之势在实际上并不存在65，很多时候公众和政治人物对于特定事件是否提升了大国地位的判断其实就是一时的普遍性认知。因而，简而化之，下文直接采用了可获取的有关奥运主办国办奥前后国际地位认知的民调来做检验。至于没有民调的前两个历史案例，则直接应用有关当时历史的普遍认可的记载。

四、案例检验

本文选取了1936年德国举办柏林奥运会和1980年苏联举办莫斯科奥运会，2012年英国举办伦敦奥运会和2020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两组四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66这样的选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因为本文致力于回答的是“大国为何热衷于办奥运会”，那么，首先就要证明办奥得是国家行为，后续的分析才能成立。而如1904年圣路易斯和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美国总统直接拒绝出席，联邦政府也几乎全程没有插手，完全属于地方行为，因而也就不在分析之列了。选择这四个案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够找到有关国家领导人将之上升为国家行为，甚至直接将办奥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挂钩的言论证据。第二，被检验案例时间条件的控制。由于时空差异会对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机制产生一定干涉作用，时空限制可以保证案例比较的同质性和可比性。67从时间上看，这些案例都发生在一战后，奥运和平合作规范处于扩散后期或内化阶段，已经基本确立并被广泛接受。不同于早期由顾拜旦或国际奥委会主导说服各国举办奥运会，本文所选取案例中的四国在办奥上均存在较强的主观意愿和主动性，有利于排除外部被动因素的干扰。第三，案例国家身份的选择。本文检验的重点是验证举办奥运会对于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性作用。因此，本文在第一组中选取了两个新兴大国，第二组中选取了两个既有大国，既在第一组两个新兴大国一成一败间进行对比，也在两组案例分别代表的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间成效的差异间进行对比(参见表3)。

表3

表3

两组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

案例组一案例组二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国家身份新兴大国新兴大国既有大国既有大国规范遵守程度高(无内化)低高高办奥主要目标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问题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问题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物质性问题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物质性问题办奥实际效果佳不佳不佳不佳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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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1936年的德国在英国和美国的扶持下，依靠原有的工业体系再次崛起，属于复兴的新兴大国。1980年的苏联正处于其国力的巅峰期，试图通过缓和和融入国际社会彻底实现与美国的平起平坐。68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也都是复兴大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典型案例，之所以没有选择，是因为前者已经内含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案例内分析对比中，而后者则因为来自巴勒斯坦的“黑九月”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运动员干扰了形象效果的净评估。2012年的英国和2020年的日本则毫无疑问是既有大国，而且是处于物质国力衰退中的传统大国。之所以没有选取2008年北京奥运会，恰恰是因为这是多数读者最熟悉的案例，充分的背景信息和切身体会，更适合将其用来检验评判本文提出并检验得到的分析结论的合理性。

(一)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1．纳粹德国的暂时性伪装成功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资格事实上是在希特勒上台前确定的。1927年魏玛共和国奥委会主席特奥多尔·莱瓦尔德(Theodore Levald)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在柏林举办第十一届奥运会，为了推动德国结束战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1931年国际奥委会决定授予柏林举办奥运会的资格。69此时希特勒还未上台，但已表达了对举办奥运会的消极态度。他宣称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70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初仍对奥运会不屑一顾，国际奥委会对于柏林奥运会能否顺利举行也持怀疑态度，甚至开始准备更换主办城市的事宜。但纳粹体育部长汉斯·冯·恰默尔·翁德·奥斯滕(Hans von Tschammer und Osten)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意识到可以利用奥运会为政治服务，提高民众对纳粹政权的支持度，同时对外塑造纳粹德国爱好和平、仅仅是不满足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不公平处置的国际形象，以摆脱德国的外交孤立局面，为进一步推行种族主义与对外扩张创造条件。71正如戈培尔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所声称的：“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得好，好的政府必须要有好的宣传。”72在奥斯滕和戈培尔的劝说和鼓动下，希特勒对举办柏林奥运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不仅亲自担任了柏林奥运会总裁，还指示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新体育馆、奥运村建设和宣传工作。纳粹政府转而认为：“我们必须举办！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73

作为复兴大国的纳粹德国为了改变战后国际形象不佳的局面，同时迷惑各国，在筹备奥运会时采取了具有伪装性和倾向性的叙事，以显示自身融入奥运和平合作规范的意愿。纳粹政府不仅建造了宏伟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和新机场，还下令移除了德国街头的反犹宣传标语，暂时弱化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指示媒体淡化激烈言论，使外国记者和游客看到其执政的规范、有序和繁荣，努力洗脱暴虐和种族主义的嫌疑，制造出德国宽容好客的虚假形象。74此外，纳粹政府也遵循了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安排了放飞和平鸽并由合唱团演唱奥林匹克赞美诗，营造出一派热爱和平的景象。75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多位观察家和记者报告，“纳粹的宣传取得了成功，希特勒成为了大赢家”“奥运会使德国重新回到了正常国家的行列”。76事实上，纳粹德国在准备和举办奥运会的同时，也在暗中进行扩军备战，并非放弃对外扩张企图。1933年德国先后宣布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突破了《凡尔赛条约》对其军备的限制，宣布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1936年联合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但从结果上看，同期举办的柏林奥运会掩饰了其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本质和野心，取得巨大的成功。混合的信号迷惑了国际社会，在短期内强化了外界对于纳粹政权的正面印象，认为其不满和扩张仅限于推翻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但同时有意融入国际社会且赞同奥运会所倡导的和平合作规范。从其他国家的后续反应来看，英法在德国包括柏林奥运会在内的“和平攻势”下误判了其真实意图，以致还进一步配合完成了“慕尼黑阴谋”。

2．苏联的前功尽弃

与纳粹德国相似，苏联在二战以后也认识到了举办奥运会的社会性价值。受意识形态的影响，1922年苏联建国后就将体育定性为“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转而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服务”77的资产阶级产物，因此对奥运会持相对负面态度，甚至取缔了沙俄时期成立的国家奥委会。但20世纪30年代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苏联逐渐重视奥运会的意义。一方面，1933年苏联正式获得美国承认并在第二年加入国际联盟，其国际境遇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二战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此时，苏联开始关注奥运会这一已经在西方世界国际化的体育竞技平台，与国际奥委会展开接触，并于1951年正式加入国际奥委会，次年首次以共产主义国家的身份派出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78冷战期间，奥运会作为一种提倡和平合作的中立规范被美苏两大阵营所共同接受。正是在苏联的推动下，新中国才开始注意到奥运会这一重要体育平台，第一次参加了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79随着苏联国力的上升、“卫星时刻”后自信的增加和对成为与美国全面平起平坐的体系内超级大国地位的渴求，苏联在1962年国际奥委会全会后开始全力争取在莫斯科举办奥运会，旨在体现苏联共产主义融入西方主流国际社会的倾向，这一点从其在申奥成功后对奥运的定位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将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视为是苏联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苏共内部发行的《党员积极分子手册》中将莫斯科当选奥运主办城市称作是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进展正确性的承认”和“实现和平的斗争的巨大进展”。80相比展示自身实力，苏联从参与到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体现其更渴望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认可，利用美苏缓和的黄金时期改变西方国家对其“专制”“好斗”的歪曲印象。在物质性赶超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完成西方世界对其两强国际地位的社会性认可。

然而，在即将迎来1980年夏季莫斯科奥运会前的1979年底，苏联为了避免在阿富汗国内政治斗争中被迫边缘化甚至出局的危险，悍然出兵入侵阿富汗的行径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也使其刻意追求塑造的和平形象一朝破功。美国时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R．Vance)发表声明称“苏联行为是对奥林匹克基本原则的违反，是对国际和平的严重威胁”81，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发表全国讲话明确表示美国将不得不抵制莫斯科奥运会82，随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宣布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83，最终67国未参加此次奥运赛事。事实上，莫斯科奥运会的失败与苏联错误的战略估计和决策有关。苏联领导层在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以及行动前期将其规划为一次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根据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V．Andropov)的汇报，时任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I．Brezhnev)确信苏军的行动“将在3～4周内结束”。84因此，在奥运会和阿富汗的两难决策中，苏联领导层的原计划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快速解决阿富汗问题，将其军事行动的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收拾舆论影响，如期正常举办奥运会以重塑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但阿富汗游击队在外部势力帮助下凭借地形优势的顽强抵抗，使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陷入僵局，战争带来的影响长期化、扩大化，最终导致莫斯科奥运会投入了空前90亿美金所要极力塑造的和平形象大打折扣，各国反而加深了对苏联言行不一的不信任感和扩张主义的印象。85

(二)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

1．成功办奥却未见成效的英国

二战中英国国力遭受重创，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又瓦解了曾经的大英帝国。到21世纪初，英国虽然仍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保有一定的大国地位，但其衰落显而易见。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币地位的上升，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东方转移，英国迫切需要奥运会这样规模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激励，使全世界目光重新转向曾经的世界中心并重新发现其被日益淡忘的大国地位。86在此背景下，英国开始积极筹备申办奥运会，希望借此展示自身作为既有大国的物质实力依然强大。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体育事务大臣特莎·乔韦尔(Tessa Jowell)对英国申办奥运会意义的看法：“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想想它会对我们的年轻人、对健康、对体育、对这个国家的自信心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吧”87。布莱尔接受并认同了乔韦尔的看法，大力支持奥运会的申办，以展现英国在后帝国时代辉煌犹在。正如布莱尔所宣称的，“我们有能力举办奥运会。我们是英国。我们不是第三世界国家”88。在布莱尔的亲自推动下，2005年伦敦成功获得了第三十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从运动会的角度来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举办是成功的，英国以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以及标准化的奥运流程，呈现了一场安全且规范的奥运赛会。但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的调查都显示，就申办奥运的目标而言，此次奥运会并未使国内民众对本国的信心以及他国民众对英国实力地位的知觉发生明显改观(参见图2)。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的前后，各国对英国国际影响力的看法几乎还是在同一水平，仅出现了轻微的起伏变化(参见图3)。就该层面而言，英国政府未能达到其举办奥运会的主要目的，只是达到了一定的带动旅游业发展和文化宣传等效果。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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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英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心变化(2006—2022年)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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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国民众对英国国际影响力的平均评分变化(2005—2017年)

2．名利双失的日本

作为既有大国，日本在21世纪以来也面临着与英国相似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低位徘徊。随着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中日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中国崛起过程中对东亚和世界秩序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这些都加剧了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相对衰落的不安。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上台后就开始积极着手第32届奥运会的申办。安倍政府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借助奥运推动日本经济发展，重现“奥运景气”。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日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为日后东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89因此，安倍希望日本经济能像20世纪60年代一样从奥运会中获益，申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被视为是“安倍经济学”中继宽松货币、积极财政和结构改革后的“第四支箭”。第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展现当代日本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仅助力了日本经济腾飞，更重要的意义是标志着战后日本的崛起，确立了日本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安倍主张申办奥运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延续其外祖父岸信介(Nobusuke Kishi)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所创造的“政治辉煌”，要向各国宣示“日本回来了”，让奥运会成为日本在21世纪复兴的象征。90安倍在2013年出席第125届国际奥委会会议时表明了其目标，“我们将向全世界的人民发出一个重要信息，向他们展示一个从东日本大地震中重建的日本，以及一个活跃在世界中心舞台的日本”91。就两个目标的关系而言，恢复经济是为日本谋求进一步提高政治地位服务，从而彰显“新日本的力量”92。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远超最初的74亿美元预算。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有记录以来最昂贵的夏季奥运会”93。但高成本投入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理想的经济和政治效果，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日本政府防控不力，疫情在日本国内多次反弹，东京奥运会被迫推迟且持续受疫情制约。东京奥运会仅有15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94为了控制疫情，日本政府被迫将原定每场观众控制在1万人以内的计划，改为97%的比赛空场举办。95他国领导人、国际组织官员、国际观众的缺席使得日本举办奥运会的效果大打折扣。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就21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日本影响力的认知展开了持续调查，结果也显示，即使在日本最紧密的盟友美国看来，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国际影响力也基本持平(参见图4)。从目前来看，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仅未对日本经济起到明显的助推作用，也未能使日本提升实力地位“重振国运”。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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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美国民众对日本国际影响力的看法变化(2002—2023年)

(三)案例分析小结

综合上述案例分析可以基本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并得出如下三方面结论。第一，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举办奥运会主要都是希望解决自身的国际地位问题。其中，新兴大国通常想解决的是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问题，即融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主流国际规范中，因为其在成长为大国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不断证明自身和平崛起的良善意图，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相反，既有大国通常想解决的是国际地位中的物质性问题，即展现自身的强大实力，因为其在成长为大国的过程中往往已经获得了他国的普遍认可，但当前物质实力和影响力实际处于下降阶段从而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其原有国际地位认可的动摇。

第二，大国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释放的信号要具有可信性，否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本文选取的第一组案例中，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从国际地位的社会性一面入手，两国在一定程度上都认识到了举办奥运会的规范性价值，但两者的最终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纳粹德国虽然并不真正认可奥运会和平合作的规范，也没有打算真诚遵守，但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后，希特勒及纳粹宣传部做了大量策略性的伪装工作，提高了释放信号的可信度并获得众多参赛国的认可，使其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达到政治目的，帮助其在1939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侵略本质之前继续迷惑国际社会对其真实意图的判断。与之相对，国力处于巅峰时期的苏联意识到其缺乏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其国际地位的普遍认可，想要塑造自身爱好和平的形象，因此对举办莫斯科奥运会极为重视，场馆建设投入远超在其之前的战后历届奥运会。但苏联在奥运会前夕的关键阶段公然破坏了各国所普遍遵守的奥运会代表的和平合作规范，军事入侵阿富汗，导致其政策和言辞不一致，致使借举办奥运会发出的信号丧失了可信性。结果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引发了多国的联合抵制，不仅苏联融入西方主流国际社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还刺激了冷战的第二次紧张。

第三，举办奥运会通常可以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问题，但无法解决物质性问题。本文选取的第二组案例中，英国和日本申办奥运都是为了重新获取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地位物质性面向的再度认可，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并未取得期望的效果。这是因为举办奥运会作为一种低政治手段可以用来作为观察意图的信号却并不能直接改变实力分布变化的结果，尽管该行为本身是一个具有高昂经济投入的昂贵信号，但相比战争等军事手段而言，奥运会所释放的物质实力信号还是相对太过廉价。能够负担经济成本举办奥运会，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国对此并不会产生较大反应。因此，既有大国难以通过举办奥运会及相应的奥运支出证明自身物质实力没有衰落。但奥运会作为一种有代表性和高认可度的和平合作规范，在证明大国和平意图方面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以日本为例，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代表了日本举办奥运会的两种不同目标和心态。二战结束后，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形象的残余使其国际声誉不佳，特别是原定于1940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就因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被迫取消。因此，日本亟须通过举办奥运会改善自身国际形象，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社会性问题。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中，日本将天皇、“日之丸”“君之代”等标志物从战时解离出来，嵌入奥运规范，转化成新的和平民族主义象征。96日本媒体利用奥运火炬本身所象征的和平符号，以“和平之火”的报道表达日本的民族性格从好战转向和平。97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使各国对日本的印象有了显著改观，加速了日本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而2020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政府的目标已经转向了解决国际地位中的物质性问题，最终却收效甚微，未对日本的现有国际地位观感产生实质影响。

五、结语

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中“奥林匹克运动属于全人类”“团结、和谐、非歧视”等精神表达了对体育的纯粹向往。98然而，奥运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的属性迫使我们承认奥运会非政治化仅仅是一种美好愿望。一方面，奥运会本身已成为一种追求国际和平合作规范的体现，其建立的过程涉及多个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互动。另一方面，国家举办奥运会带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回顾历史进程，大国往往对举办奥运会有着特殊“情结”，且不同奥运会所产生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为解释这一现象，本文试图厘清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的主要原因以及影响办奥效果的主要因素。

本文以“国际地位”为切入视角，探讨它在奥运会背后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作为一类重要的影响力，国际地位反映了一国在“声望的等级”上的排位，是普通民众观察理解国际政治的最朴素视角。大国对高等级排位荣誉的渴望推动其不断进行地位追求，同时，地位的“关系”属性和相对性决定了大国必须以合理方式寻求他国认可，获得稀缺的地位资源。由此，本文将国际地位的两面分离出来，映射到地位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其中社会性面向的获取又以国际规范的遵守为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举办奥运会作为一种低风险、高认可度的和平合作符号，逐渐受到大国的关注，成为其所偏爱的地位获取手段。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本文虽然肯定了经济视角和国内政治视角的一定合理性，但明确了两者并非大国举办奥运会的首要动机。在奥运经济效益不断下降99，国内政治动机不清晰的前提下，追求特定国际地位是大国积极申办奥运会的根本目标。其二，本文纠正了认为大国办奥有助提升国际地位的简单线性逻辑，澄清了办奥提升国际地位的具体作用机制，从而明确了成功的条件，也将一些并不成功的案例囊括其中，扩大了解释范围。国际关系中，以经济和军事代表的物质指标通常被视为是决定国家国际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而体育这一非物质性指标则被认为是次要的。然而，国际社会并非只是国际体系，国际地位本身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具有物质和规范的两重性。现代奥运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种倡导国家间休战和追求和平合作的精神载体，代表着一种具有一定道义性的国际规范，大国办奥是一种接纳此种规范的信号。发出可信的信号有助于在一定时间段内证明自身的良善和友好意图。其三，本文采用案例研究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定性方法，在对历史案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国际地位的两面性和国家身份联系起来，总结出了关于大国举办奥运会效果差异的更具说服力的内在逻辑机理。

本文的案例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意义。本文对历史案例的回顾和比较有助于理解长期以来，尤其是战后各大国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的行为及其不同目标，从国际政治维度提升对奥运现象的认知。此外，本文基于案例所延伸出的解释机制一定程度揭示了奥运会发挥作用的路径，启示相关政策制定者在充分评估本国发展状况和目标的前提下选择最为合适的地位追求策略，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举办奥运会对于大国来说最终还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方式。奥运会作为一种规范象征，只能解决规范意图层面的问题，这是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需要的，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崛起的新兴大国要比既有大国更热衷于此。而既有大国不应抓错了“药方”，寄望通过举办奥运会解决物质性衰落的印象问题。马克龙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寄予厚望，称“我们的目标是使巴黎奥运会成为一项让法国大放异彩的活动，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世界博览会一样”100。事实上，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巴黎奥运会注定解决不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困境，其主要源于物质层面的衰落无法被一场哪怕是盛大且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所改变，奥运会注定难以再现“法国荣耀”。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竞争和国际社会阵营化趋势的加剧导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拥抱奥运会这一社会性层面的国际规范载体作为地位获取手段的价值将显著性降低。国际奥委会所提供的近期数据也印证着这一趋势，2020年奥运会有六个国家提交了举办申请101，但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最终均仅有两国申请举办，申办国数量远低于前几届，世界各大城市对举办奥运会的兴趣越来越小，争夺奥运会主办权的竞争也不再那么激烈。

当然，本文开启的研究议题仍然有很大的延展空间。例如，奥运会作为一种国际规范载体是否还存在其他象征和导向？奥运会的作用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国际地位的国内政治意义是否比其国际意义还要重要，除国际观众外还存在国内观众，大国举办奥运会是否主要是为了向国内观众展示以提升执政合法性？如果从更多元化的角度认识国家身份，具有其他身份的大国申办奥运是否会存在不同的目标？大国希望从社会性层面提升国际地位还有哪些路径？这些研究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3【-逻*辑*与-】amp;ZD03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前期研究还受到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级预研项目(项目编号：3262024T15)的研究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专业细致全面的修改意见，争议和疏漏之处文责自负。

2由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类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时间晚、比赛项目相对较少、影响范围相对有限且由夏奥衍生而来，本文研究中的“奥运会”特指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3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由于主办的纳粹政权在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被视作为纳粹政权所利用，违背且玷污了奥运会所承载的精神本质，也迷惑了当时的国际社会。本文无意挑战历史公论，提及柏林奥运会并不代表对其的认可，仅仅从历史和技术的角度承认它确实在国际社会对德国复兴的认知和直到193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伪装纳粹政权侵略意图方面所起到的暂时性技术成功。正如英国体育史研究者在其有关奥运会历史的著作中对于柏林奥运会既不回避也不翻案的处理。参见大卫·戈德拉布特著、项歆妮译：《奥运会的全球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0—213页。

4对“大国”(major/great power)和“中小国家”的定义和区分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当然，如同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从历史来看，对于某一时期哪些国家应当被视为大国人们都持有一致的观点，只是偶尔对某些边缘性案例存有疑问。”因而，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依靠常识就能得出答案。参见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5本文虽然讨论国际地位，也使用了信号概念，但并非正统的地位信号研究。本文所述的表明示好意图的信号更多是一种顺从信号，即新兴大国通过举办奥运，表明自身接受体系内的国际规范，从而降低他国对自身的不信任。本质上看，这是一种示弱的信号，而不是地位信号所述的借助高成本举办奥运会以示强的情形。当然，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地位信号研究忽视了这种自我约束型的示弱信号则是一个超出了本文主题范围的话题，在此不作过多展开。

6Andrew K．Rose and Mark M．Spiegel, “The Olympic Effec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21, No.553, 2011, pp.652-677.

7Markus Brückner and Evi Pappa, “News Shocks in the Data: Olympic Games and Their Macroeconomic Effec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47, No.7, 2015, pp.1339-1367.

8张亚雄、赵坤：《北京奥运会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影响——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第4—15页。

9刘淇主编：《北京奥运经济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51页。

10Andrew Zimbalist, Circus Maximus: The Economic Gamble Behind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u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0, 3rd ed., pp.61-79.

11Olga Ponomarenko and Alexander Plekhanov,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4 Sochi Winter Olympics，”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February 5, 2014, https：//www.ebrd.com/news/2014/economic-impact-of-the-2014-sochi-winter-olympics.html，访问时间：2024年1月6日。

12Robert A．Baade and Victor A．Matheson, “Going for the Gold: The Economics of the Olymp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0, No.2, 2016, pp.201-218.

13Stephen B．Billings and J．Scott Holladay, “Should Cities Go for the Gold?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Hosting the Olympics，” Economic Inquiry, Vol.50, No.3, 2012, pp.754-772.

14也被称为“蒙特利尔陷阱”，是指以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为代表的一种现象——奥运会只在蒙特利尔举办了15天，当地人却要用长达30年的时间来偿债——也即主办城市因承办奥运会而负债造成巨大且持续数年的经济压力，从而阻碍了城市未来建设和长远发展。

15James McBride and Melissa Manno, “The Economics of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economics-hosting-olympic-games#chapter-title-0-4，访问时间：2024年1月8日；Alexander Budzier and Bent Flyvberg, “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24: Are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Games Coming Down？” Working paper 2023—24, Said Business School, Oxford Univerisity, July 2024.上述两个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成本计算扩大了统计口径，将北京及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等投资都纳入其中，导致数额巨大，但这些配套建设投资确实并非一般中小国家所能承受。

16Leng H．K.et al., “Make Me Proud! Singapore 2010 Youth Olympic Games and its Effect on National Pride of Young Singaporean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49, No.6, 2014, pp.745-760.

17Closs Stephens, “The Affective Atmospheres of Nationalism，” Cultural Geographies, Vol.23, No.2, 2016, pp.181-198.

18G.Waitt, “Social Impacts of the Sydney Olympic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30, No.1, 2003, pp.194-215.

19Fuat Boyacıoğlu and Ahmet Gürsel Oğuz, “The Role of Spor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ta Universitatis Danubius, Relationes Internationales, Vol.9, No.1, 2016, pp.99-108.

20Healy AJ et al., “Irrelevant Events Affect Voters【-逻*辑*与-】apo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07, No.29, 2010, pp.12804-12809.

21Könecke Thomas and Michiel de Nooij, “Politicians【-逻*辑*与-】apos; Personal Legacies from Olympic Bids and Referenda—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15, No.12, 2022, p．594.

22Lin Xiaoyi and Huang Lanlan,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Xi【-逻*辑*与-】apos;s Footsteps in Sports Present a Genuine Way to Promote Global People-to-people Bonds, Create a Stronger, Healthier China，” Global Times, September 26, 2023,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309/1298977.shtml，访问时间：2024年1月11日。

23Tobias Harris, “Japan【-逻*辑*与-】apos;s Leaders Worry the Olympics Could Hurt Their Global Brand.They【-逻*辑*与-】apos;re Wrong，” POLITICO, July 25,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07/25/japan-olympics-global-brand-500660，访问时间：2024年1月11日。

24Jack Todd, “1976 Montreal Olympics: Drapeau【-逻*辑*与-】apos;s Baby from Bid to Billion-Dollar Bill，” The Montreal Gazette, July 26, 2016, https：//montrealgazette.com/sports/1976-montreal-olympics-drapeaus-baby-from-bid-to-billion-dollar-bill，访问时间：2024年1月11日。

25阎学通：《中国综合国力尚不平衡——从奥运会名次看国际关系与国家实力》，载《环球时报》，2004年9月3日，第18版；阎学通：《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网，2012年8月14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8/3022195.html，访问时间：2022年6月1日。

26Kobierecki M．Mokierecki, “Spor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ctations, Possibilities and Effe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 Vol.15, No.1, 2013, pp.49-74.

27Bulat G．Akhmetkarimov and Rita Aminova, “Sport as a Tool of Soft Power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Human Sport and Exercise, Vol.16, No.2, 2021, pp.S421-S426.

28Toby C．Rider and Matthew P．Llewellyn, “The Five Rings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Nationalism and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5, No.2, 2015, pp.21-32.

29李德芳：《体育外交的作用及其运用——以北京奥运会为例》，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55—60页。

30夏莉萍：《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体育外交与冬奥会》，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2期，第15—20页。

31徐国琦著、崔肇钰译：《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页；庞中英：《奥运会：增强国家软实力、超越民族主义和弘扬人类精神》，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9—10页。

32朱立群、林民旺等：《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规范社会化的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冯惠玲等：《北京奥运的人文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Deborah Welch Larson et al.,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V.Paul et al., 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7.

34Hasan T．Alhasan, “The Middle East in India【-逻*辑*与-】apos;s Quest for Statues，” India Quarterly, Vol.78, No.2, 2022, pp.229-247.

35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5页。

36莫盛凯：《国际威望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3日，第5版；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30-31.

37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38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9, No.4, 2003, pp.511-512.

39主要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所遵循的全球性国际制度、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有关国际政治运作的理论认知、观念信仰、基本态度和价值认同等。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页。

40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41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42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43董守义：《国际奥林匹克》，世界书局1947年版，第5页。

44“Olympic Chart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21,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1088617/olympic-charter-in-force-as-from-8-au gust-2021-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45Norbert Müller, “The Idea of Peace as Coubertin【-逻*辑*与-】apos;s Vision for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Development and Pedagogic Consequences，” The Sport Journal, Vol.10, No.2, 2008, pp.1-9.

46霍尔格·内林著、朱雅莉译：《和平运动与国际主义》，载《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第10—20页。

47George Hirthler, “Celebrating Pierre de Coubertin: The French Genius of Sport Who Founded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Olympics, 2019, https：//olympics.com/ioc/news/celebrating-pierre-de-coubertin-the-french-genius-of-sport-who-founded-the-modern-olympic-games，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

48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95.

49“COMITÉ INTERNATIONAL OLYMPIQU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908,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64461/annuaire-comite-international-olympique，访问时间：2024年3月18日。

50“1913: First Public Presentation of The Five Rings Symbol，”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ttps：//olympics.com/ioc/1913-first-public-presentation-of-the-five-rings-symbol，访问时间：2024年3月18日。

51Inis L．Claude, “Collective Legitimization as a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6, Vol.20, No.3, pp.367-379.

52“Antwerp 1920: A Symbol of Peace and Unity 100 Years After the Games，” Olympics, 2020, https：//olympics.com/en/news/antwerp-1920-is-a-symbol-of-peace-and-unity-100-years-after-the-games，访问时间：2024年3月19日。

53“Paris 1924 and Pierre de Coubertin【-逻*辑*与-】apos;s Enduring Love for Fran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23, https：//olympics.com/ioc/news/paris-1924-and-pierre-de-coubertin-s-enduring-love-for-france，访问时间：2024年3月19日。

54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The Committee, 1950, pp.9-11.

55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The Committee, 1978, pp.4-14.

56Waters Leslie, “In Pursuit of Prestig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逻*辑*与-】apos;s Peace Efforts in Bosnia-Herzegovina(1992—199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40, No.15, 2024, pp.1347-1363.

57“UN and the Olympic Truce，”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olympictruce，访问时间：2024年3月21日。

58在2024年5月7日发表的《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2024年5月7日，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5/t20240507_11293783.shtml，访问时间：2024年5月10日。

59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1页。

60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611984年洛杉矶之前的奥运会属于非商业行为，绝大部分中小国家不愿意承担这笔额外的垫资。21世纪以后，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成本急剧飙升，作为新兴中等国家的越南甚至连亚运会的举办成本都无法承受而被迫放弃。

62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63理论上，新兴大国办奥是否可能只是希望使自身如经济实力的早期提升经由办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呢？如果只是纯粹地追求早期实力的认可，那就成了前文所排除的单纯物质性成长逻辑了，因为这样的追求通过战争、经济强制、实力展示等其他方式都能实现，不一定非要选择融入奥运会代表的规范这样一种自我约束的方式。当然，目的可以兼而有之，但只要主办国还追求融入国际社会并被接纳的社会性目标，那获得对经济实力早期提升的承认等就只能是次级目标而非首要目标。

64时殷弘：《印象主义方式与当前中国安全战略例解》，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4—156页；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39页。

65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66这里要再次申明的是，选择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仅仅是在技术比较的意义上不回避历史，下文所说的成功也是指它成功实现了纳粹当局迷惑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欺骗意图，从而有助于通过与莫斯科案例的比较得出信号要保持一致性的技术要求，并非对其欺骗性的肯定。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纳粹政权对奥运会的利用，使得之后大国举办奥运会作为一种诚意信号的可信度受到了更多更严格的检视。

67叶成城等：《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第145—155页。

68此处可能引起困惑的是案例对于苏联“新兴大国”的身份认定，一般认为苏联在二战以后就已经是成功崛起的一极。此处的界定主要参考本文对于国际地位两重性的定义要求，苏联虽然符合物质性维度，但在获得美西方主流认可方面并未完成，要不然也不会有冷战对峙。在本文国际地位理解的逻辑下，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追求“和平共处”“平起平坐”到20世纪70年代缓和中的和平攻势，主要就是要解决获得西方认可的国际地位的社会性维度问题。

69Glosniak Quinn, “The 1936 Nazi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ruly Modern Olympiad，” CMC Senior Theses, 2017, pp.19-20.

70Duff Hart-Davis, Hitler【-逻*辑*与-】apos;s Games: The 1936 Olympics, Minnetonka: Olympic Marketing Corp, 1986, pp.46-47.

71孟钟捷：《德国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72Leonard W．Doob, “Goebbels【-逻*辑*与-】apos; Principles of Propagand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4, No.3, 1950, pp.419-442.

73Duff Hart-Davis, Hitler【-逻*辑*与-】apos;s Games: The 1936 Olympics, pp.63-64.

74Rosenzweig Roy, “Review of The Nazi Olympics: Berlin 1936, by Sara Bloomfield, Steve Goodell, Greg Naranjo, and Susan Bachrach，”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Vol.24, No.1, 1997, pp.77-80.

75Frederick T．Birchall, “100，000 Hail Hitler: U．S.Athletes Avoid Nazi Salute to Him，”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 1936,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ig/0801.html，访问时间：2024年3月26日。

76Howard Berkes，“Nazi Olympics Tangled Politics and Sport，” NPR, June 7, 2008, https：//www.npr.org/2008/06/07/91246674/nazi-olympics-tangled-politics-and-sport，访问时间：2024年3月26日。

77Victor Peppard and James Riordan, Playing Politics: Soviet Sport Diplomacy to 1992, Greenwich, CT 【-逻*辑*与-】amp; London: JAI Press, 1993, p．62.

78Will Graves, “1952 Helsinki: The Cold War Comes to the Olympics，” AP News, August 3,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sports-cold-war-helsinki-sports-general-finland-e78b46f785fb8d9c1d0b4cc647d5b8ac，访问时间：2024年3月29日。

79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第310页。

80迈克尔·基拉宁著、张明德等译：《我的奥林匹克岁月》，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

81Barry Lorge, “U.S.Wants Games Shift, Vance Tell IOC Meeting，”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198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0/02/10/us-wants-games-shift-vance-tell-ioc-meeting/0320f405-c3de-408a-b531-2a0bbcefa1cb，访问时间：2024年4月3日。

82大卫·戈德拉布特：《奥运会的全球史》，第342页。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有关莫斯科夏季奥运会问题发表谈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0年第1期，第29页。

84于洪君：《苏联出兵阿富汗内幕》，载《当代世界》，2003年第6期，第44—47页。

85李谋戢、李泽民：《阿富汗形势的回顾和展望》，载《现代国际关系》，1983年第5期，第46—51页。

86克里斯托弗·库塔纳著、魏迪英译：《伦敦为什么办奥运？》，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第10—12页。

87托尼·布莱尔著、李永学等译：《旅程：布莱尔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页。

88Michael Joseph Gross, “Jumping Through Hoops，” Vanity Fair, May 9, 2012, https：//www.vanityfair.com/culture/2012/06/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london-summer-olympics，访问时间：2024年5月9日。

89卞显乐、胡澎：《本届东京奥运会，日本的目标实现了吗》，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7期，第23—25页。

90Jonathan Soble, “Shinzo Abe to Write Revival Story for Japan with Olympic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0, 2013, https：//www.ft.com/content/d6142984-194b-11e3-83b9-00144feab7de，访问时间：2024年4月15日。

91“Speeches and Statements by the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逻*辑*与-】apos;s Office of Japan, September 7, 2013, https：//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309/07argentine_naigai_e.html，访问时间：2024年4月15日。

92Jack Tarrant, “Abe Opens Tokyo 2020 National Stadium，” Reuters, December 15,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BN1YJ04Z/，访问时间：2024年4月15日。

93Flyvbjerg Bent et al., “Regression to the Tail: Why the Olympics Blow Up，”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Vol.53, No.2, 2021, pp.233-260.

94Kiyoshi Takenaka and Mari Saito, “Opening Ceremony Director Fired on Tokyo Games Eve over Holocaust Joke，” Reuters, July 23, 2021, https：//www.reuters.com/lifestyle/sports/japan-former-pm-abe-will-not-attend-games-opening-ceremony-nhk-2021-07-22，访问时间：2024年4月17日。

95Joshua Berlinger et al., “July 22 Tokyo 2020 Olympics News and Results，” CNN, July 23, 2021, https：//edition.cnn.com/world/live-news/tokyo-2020-olympics-07-22-21-spt/h_3b0cd36f012aad72af60132a0594bf09，访问时间：2024年4月17日。

96Christian Tagsold, “The 1964 Tokyo Olympics as Political Game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7, No.23, 2009, p．2.

97Droubie Paul, “Phoenix Arisen: Japan as Peaceful Internationalist at the 1964 Tokyo Summer Olymp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28, No.16, 2011, pp.2309-2322.

98萨马兰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的期盼》，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6页。

99除了1984—2000年间的五届奥运会连续实现财务上的盈利，一度创造所谓“奥运经济效应”外，奥运会在之前和之后都并非是赚钱的有效工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申办国对于办奥的公开诉求很少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对于其不乐观的财务前景也都有基本的预期，为此也吓退了不少潜在申办国。

100François-Xavier Bourmaud, “Emmanuel Macron enclenche le compte à rebours vers les Jeux olympiques 2024，” March 13, 2023, 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macron-enclenche-le-compte-a-rebours-vers-les-jeux-olympiques-20230313，访问时间：2024年4月20日。

101“Past Host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ttps：//olympics.com/ioc/past-host-elections，访问时间：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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